大约七八年前，偶然遇到过张秋先生。今年夏天他发来影评集《太阳的人质—个体命运在电影中的经典呈现》，嘱我作序。细细把书稿看完，vip电影解析很是意外，虽然我们从无思想上的交流，但无论在美学趣味还是社会关怀上，都有着太多的共鸣。于是，不揣冒昧，谈一下自己的感想。

　　这本书涉及的电影，主要围绕铁幕之下的苏联和东欧(准确来说，应是“中欧”，对此昆德拉有过解释)而展开，聚焦那些国家经历过的“不正常的时代”。其中有些电影我也看过，但读过张秋的影评，更加感慨于他对历史语境的熟稔和对电影的精细解读，许多一闪而过但意味深长的细节，都未能逃过他的眼睛。vip电影解析

　　政治学者已经对那些“不正常的时代”做过充分研究，但这本书不是从政治的角度入手。今天铁幕已经成为往事，从政治上进行否定并不困难，接近天文数字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经常被提起，但仅仅这样做又是不够的，会简单化当年的问题。后来的人们会产生困惑，那么一个匪夷所思的时代，为什么能够持续那么久？这本书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在一个“不正常的时代”里，人们遭受了哪些精神困境？那些精神困境如何使得“不正常的时代”得以延续，人民如何成为“人质”？“人质”如何在精神困境中突围，恢复自己的人性？

　　在“不正常的时代”，人们遭受的伤害不仅是死亡，更需要面对种种精神困境。死亡是有形的，可以被统计，对个体来说是一次性的；精神困境是无形的，难以被观察，却弥漫于日常生活，须臾无法躲避。

　　这种精神困境，几乎无人可以幸免。对反对者来说，需要承受的不仅是各种压制，还包括在反对过程中与反对对象逐渐合二为一的危险。在《幽草》里，托洛茨基的女儿遭受的精神困境是，虽然父亲是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但以女儿的眼光来看，父亲全然不像父亲。托洛茨基被斯大林伤害，但是托洛茨基又伤害着自己的女儿。

　　即使加害者，也难以幸免于被清洗；即使幸免于被清洗，也难以幸免于“道德焦虑”。在《刑讯者的下午》里，刑讯者从当年毫无顾忌的“没人逼着我们干。我是自愿的”，到后来感到必须接受惩罚，“我希望人们来审判我，我不能自己审判自己”，出现根本性的转折。与此同时，他的讲述却遇到坚决的反对，家人认为没有必要讲述过去的事情，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观念。但是如果不能面对过去，又怎么可能面对未来呢？张秋提醒观众注意这么一个细节，陪同女记者一起前来的教授，在火车上大谈宇宙哲学、量子物理学、宗教等等，在女记者同刑讯者对话时却瞌睡连连。这位教授不会反对刑讯者讲述过去，但是他的行为又与观点相反，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对待历史的态度—尊重历史并且遗忘历史。

　　种种精神困境，大都与铁幕之下的政治有关，但精神困境没有随着铁幕之下的政治转型而停止，柏林墙的倒塌不是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也不是“历史的终结”。在《11月的孩子》里，柏林墙已经倒塌，东德女孩英嘉在西德创意写作教授罗伯特的陪伴下，寻找当年从东德逃到西德的母亲，最终得知母亲已经离世。vip电影解析这个结局罗伯特早已知道，但他想把英嘉和母亲的经历写成小说，为了增加小说的曲折，他故意设置了女儿寻母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英嘉遭受着双重的伤害，既有来自柏林墙时代的政治伤害，也有来自柏林墙倒塌之后罗伯特给她造成的个人伤害。

　　精神困境的延续，并不意味着政治转型是没有意义的。《再见，vip电影解析列宁》经常被理解为一部“怀旧”电影，被理解为东德民众对柏林墙倒塌之前“激情燃烧的岁月”充满怀念，被理解为“再见列宁”。这与我的观感完全不同，但是限于精力，一直没有重看这部电影，张秋的解读解答了这个疑问。在电影里，柏林墙倒塌后，儿子不希望母亲受到刺激，在家中制造了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虚拟幻象。这似乎是在怀东德之旧，但张秋指出，母亲已经识破谎言，只是没有点穿，母亲在东德时期维持着“积极分子”的形象，也很难说是发自内心。

　　张秋多次提到，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把怀旧分为修复型和反思型：修复型强调怀旧中的“旧”，强调回归、返乡；反思型强调怀旧中的“怀”，多限于怀想本身。博伊姆认为《毒太阳》带有若干修复型怀旧的笔触，他指出：“没有得到反思的怀旧会制造出魔怪。”这种提醒非常必要，无论过去出现过多少灾难，都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都是“青春无悔”，这种观点并不陌生。《再见，列宁》接近于“反思型怀旧”，却被理解为“修复型怀旧”，这不是那种具有创造性的误读，而是错误的解读，张松把这种错误校正过来。

　　电影呈现了铁幕之后最为普通的民众所遭遇的精神问题，他们充满恐惧，又沉迷于个人崇拜，甚至失去了公开表达不满和恐惧的权利，只能压抑自己的情感，伪装欣喜，互相伤害。

　　在这种绝望的境况下，“人质”如何自我解救？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在历史中，最为瞩目的是各种波澜壮阔的反对运动，罢工或集会，但这本书关注的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反对。张秋在评论《他人的生活》时这样说：“人质一词强调的是外部的强制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中的个体全然无为，在很多狭窄的空间内，他仍然可以作出多种不同的选择，这个选择有时候微不足道，却可能关乎他人的生死。”

　　“平庸的恶”是阿伦特的观念，但张秋强调“平庸的善”，有时日常的最基本的伦理观念捍卫了人类的尊严。在解读《芭芭拉》时，张秋仔细分析了东德女医生芭芭拉为何在关键时刻放弃逃亡，他没有无限拔高女医生的精神境界，而是引用心理学家津巴多的说法，指出英雄只不过是“随时愿意尽人性的本分”。

　　“尽人性的本分”，这句话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却又是“人质”们自我解救的惊心动魄的内在动力。在《审问》里，一名歌舞演员，没有“伟大理想”也没有宗教信仰，有着许多普通人的缺点，却拼死去作“无谓”的抗争。她为什么会这样？张秋这样说：“她坚持的不过是最简单的常识，最起码的道德，那就是不能撒谎，不能出卖和陷害朋友”。在电影里，这名歌舞演员有一名难友，因为反对土地国有化而被捕，入狱后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还把带来的麦粒种在窗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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