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产业：清华女售卵40万，包生男孩90万
来源：南风窗
未婚生子的方式办，不要透露这些东西。像北京、上海等户籍管理严格的城市，需要要求什么资料的就多耗费些时间，补齐资料。像成都、重庆、沈阳等城市，我们都已经有客户很顺利地办好了。”
即便此项辅助生殖服务一直饱受诟病，仍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蓝色宝贝”代孕生子。
在招股说明书中，蓝城兄弟指出，如果这一服务不被社会广泛接受或受到限制，有可能对品牌产生不利影响。
即便如此，它也无法放弃这一块生意。根据最新的第三季度财务报告，Blued终于首次实现季度盈利。而在此前，尽管是头部社交平台，近年来它仍一直饱受着亏损的压力。
目前其商业变现模式主要分为直播业务收入、会员服务收入、广告服务收入以及其他收入（辅助生殖）。
相较于直播等业务的增长，其他收入涨幅巨大，在第三季度达到1410万元，同比暴增213.3%，占比4.7%。显然，辅助生殖服务有着广阔的营收增长空间。
对于平台而言，有着高粘性的特殊用户群体，意味着直接的商业转化。但对于我国明令禁止代孕行为的情况下，这样的行为无疑游走于监管的灰色地带。
以加拿大为例，该国《人类繁殖辅助法》规定，无偿代孕是合法的，在100%无私
的基础上进行辅助生殖，而有偿代孕是违法的。
然而，在此过程中，有偿与无偿如何界定存在不确定性，这都为擦边球的存在提供空间。
引发热议的短片《宝贝儿》中，代孕妈妈与雇主之间发生纠纷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在现实中。
许多法律人士都指出，从事代孕的行为，与我国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以及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相违背。
因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代孕机构和代孕客户之间签订的合同，以及代孕妈妈和委托者之间签署的合同，均会因违反现行立法规定以及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实施代孕技术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月20日，盐财经记者以“代孕”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发现，自2012年来，共能搜到400宗与代孕相关的纠纷判决，且近两年来呈快速增长之势。
2018年，共搜索到40宗。2019年81宗。到了今年已增至124宗。
今年8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项代孕纠纷。
2017年，尹某找到广州宝如愿健康管理咨询公司想要代孕。他与欧某、宝如愿公司签订了一份三代试管标准代孕协议，希望通过试管婴儿方式代孕一个男孩。
在签完协议之后，尹某分多次向宝如愿公司转账，合计50多万元。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2019年1月30日，代孕婴儿一出生便于当天入院治疗，诊断为非健康的高危儿。
到了3月份，该男婴不幸去世，仅存活57天。
尹某认为，婴儿是因宝如愿公司的代孕行为不当而死亡，为此诉诸公堂。
在此案中，代孕协议是否为无效合同成为争议的焦点。法院认为，《合同法》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订立有关民事合同不得违反社会的公共秩序以及我国传统的社会风俗和道德。
最终，尹某仍需自行承担50%的责任，欧某、宝如愿公司共同承担50%的责任。
代孕生子作为不受我国法律认可的行为，仅靠一纸合同根本无法保障自身权益。一旦出现意外，付出的金钱和情感也无法再度收回。
更何况，不受规范的市场环境下，缺陷婴儿的生命伦理、代孕妈妈的权益等都是无解的难题。
在产业链愈发成熟、市场乱象频出的背后，不仅需要道德的自持与伦理的恪守，更需要法律的清晰界定和现实执法的严格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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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徐观